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促使整个学科类教培行业回归教育本质，除却良心行业的生意化和功利化倾向。

这一“双减”政策明确规定，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禁止其在节假日、寒暑假组织学科培训等。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现有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面临脱胎换骨的转型，以及政府对义务阶段教育生意化的“拨乱反正”。

曾几何时，学科类教培是资本追逐的炙热赛道，资本不惜用烧钱的方式，强化教培之于学生和家长的刚需意识。

近年来，在资本的加持下，学科类教培野蛮成长，不断贩卖焦虑，将学生和家长的焦虑功利化成营造鸡娃的场景，加重了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支出，加重了学生负担，还将义务教育变成功利化的生意，将教育异化为技能化的培训。这背离了教育的本质，让学生本来可以色彩斑斓的童年，变成了填鸭式的书山学海，学科类教培机构也变得越来越像是医美领域的整形，导致高分不再能完全与能力划等号，进而扭曲了人才的培养机制和评价辨识机制。

“双减”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杜绝资本对教育本质的侵害，让义务教育真正回归公共服务，纠正义务教育阶段出现的教育产业化的扭曲和偏离，让义务教育远离功利化陷阱。“双减”政策的落地是对其偏离轨道行为进行的一场急刹车，这并非是否认人们对学科类教培的现实诉求。

当前学科类教培异化成教育类产业，很大程度上源自义务教育阶段公共教育投入的不足，以及现有公共教育资源在规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的不均衡、不充分，与人们日益对高质量义务教育的需求方面间的矛盾。这种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缺口，最终为学科类教培捕获，转变成了家庭的支出，进而为资本进入学科类教培机构追逐利润提供了空间。

“双减”政策不仅有助于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而且有助于促进社会自治自律体系，进而防止教育这一良心行业沾惹上铜臭味，避免资本进入导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教培变成拔苗助长。

当前，“双减”政策已导致包括学而思、新东方等培训机构裁员关店现象，一些培训机构出现拖欠员工工资、无法退还家庭预缴培训费用，甚至“圈钱跑路”等问题；此外，由于资本的野蛮投资，盲目扩张，导致一些教培机构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关数据显示，目前从事教育培训工作的人数在千万左右，大量培训机构的关店裁员，势必导致这些从业人员面临再就业问题。

大量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关店停业，不可避免增加有学科培训需求的学生的成本，导致一些家长变相寻求一对一的家教服务，且在政府严厉规范下，这些走向“黑市”交易的一对一、一对多教培服务，将给家庭带来更高的成本，给执法部门带来更高的执法成本。

为此，当前政府首先需要加快公共服务转型，加大对公共教育领域的投入规模，改革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教育体系，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教育机构的规模、质量和效率，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学科吸收能力，通过提高教学效率来提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和质量，最终使得校外教培由刚需变为或有需求，降低学生和家长的焦虑。

其次，推动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要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开发优质教学资源线上共享化平台，让包括人大附中等优质教学资源通过数字共享平台，免费向城乡所有学生提供。

另一方面，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流动化，实现义务教育阶段软硬件服务的合理分离，如探索优质师资工作室化制度，将老师与学校软脱钩，即只要有学校邀请，老师可跨校任教，或采取优质教师轮校制，如在某一时间在A校任教，在另一时间段在B校任教，抑或实现主教+助教制，即优质师资以线上方式向选课的学生主授课，各个学校的助教具体对学生提供辅导等个性化服务等。

再次，制定配套政策，为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型非营利机构提供指南。这类机构由商业企业转型为社会企业，是“双减”政策提出的要求，不过目前尚未具体的执行办法和操作落地流程，究竟是被义务阶段的公立学校“收编”为其教辅机构，还是以独立的社会法人存续，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跟进，这样有助于降低培训机构老师的再就业压力，即将大量优质的培训机构师资引入义务教育机构，将极大地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等的教学质量和水平等。（作者刘晓忠系政邦智库研究员）

（稿件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