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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能亮年终策划丨⑧统一战线需要新思维新路径

发布时间:2021-12-29 15:30:50

阅读次数:3022次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民众为本。因为疫情,2021与2020似曾相似;因为抗疫,我们看得更清,见证着意志与定力。

年岁更替之际,政能亮编辑部结合2021年中央政府施政重点、施政亮点与民生热点,推出系列评论,以期梳理过往,重新打量新年期望。

文丨政能亮编辑部

“风光满目行色壮。不惮山高并水长。望到他乡胜故乡。”

新时代的统一战线,聚人心、聚人力、聚共识、聚智识。

1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他说,建立政府参事制度和设立文史馆,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运用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创举,是党和政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参事、馆员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秉承己任、薪火相传,提出了很多有价值意见建议。

会上,国务院参事室负责人作了汇报,参事、馆员、特约研究员代表作了发言。

众所周知: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

政能亮年终策划丨⑧统一战线需要新思维新路径

2021年1月5日,新华社发文: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统一战线工作范围是:(一)民主党派成员;(二)无党派人士;(三)党外知识分子;(四)少数民族人士;(五)宗教界人士;(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九)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十)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十一)华侨、归侨及侨眷;(十二)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

时下,凝心聚力做好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的统战工作,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需更有效地激发

目前,我国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达2.18亿。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布道者,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人才库、智囊团、生力军。当然,这一群体思想观念的多元性、选择性、差异性也较为明显。

曾几何时,高校教师一直被认为是体面、工作清闲、人际关系简单的代名词。其收入虽未必高,好在稳定。尤其是疫情肆虐的这两年,更成为硕博毕业生的职业首选。不过“职称晋升”“非升即走”的压力,是高校青年教师众多压力中的冰山一角。

“青椒”,是网络上对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寒窗苦读二十余载终在高校谋得一席教职。通过笔者对西部某高校的调研,这些“青椒”的职称普遍不高,绝大部分的职称为助教、讲师等初级岗位,稍好一点的是副高职。至于薪资待遇,在高校群体中也不占优势。

相对于高校党内青年教师,党外青年教师的职级晋升机会较为渺茫,工资偏低。科研考核、教学评估、职称晋升、结婚生子、子女入学、赚钱养家……这些没有太多关系的词语,在现实中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之后,种种欲说还休的困顿,让他们中的不少人脚步趔趄、心生乏意,也让“夹心层”“不上不下”“境遇尴尬”成为挥之不去的标签。

显然,让这些“年轻的先生”成长为“大先生”“大家”,让创新型人才竞相涌现,绝不能只靠时间尺度的论资排辈,更有赖于空间范围的破而后立。

统战工作者在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中,要尽可能用好“圆规”,描绘最大同心圆。推动相关统战工作暖起来、实起来,“圆规”才能定得准、转得动、画得圆。这就需要精准定位“圆心”,不断固守“圆心”,适时延长“半径”。

“圆心”,说到底是人心、善心。具体来说,就是给党外青年群体营造宽松良好的工作氛围,确保他们能心无旁骛地教书育人,研究学术。在生活上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同理心和共情心关注党外青年教师的实际困难,并尽量帮扶。在高校教学、科研、职务晋升、校外挂职等各项事宜,涉及党外青年教师与高校其他工作者的利益分配时,应本着更为公平公正的原则和立场。

另外,还可大胆选聘党外高层次人才担任领导干部、智囊团、科研团队和教学团队负责人,大胆推荐党外高层次人才到地方政府部门挂职、任职,全力支持他们任政府参事、文史馆馆员、政协委员、党派组委,通过搭台子、压担子、指路子,激发其潜能。如此,方能形成薪火相传、人才济济的局面。也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党外青年教师情绪不受委屈,利益不受损失,进而推动统战工作再上新台阶。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值得被“温柔以待”

目前,我国私营企业出资人和个体工商户已超1.5亿人。

然而,新冠病毒大流行,标志着全球发展的根本性转折。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不少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原本就池小水少的非公有制经济,更是首当其冲,有的甚至遭逢“生死存亡”的处境:经营亏损、资金链断裂、裁汰员工、借贷无门……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民营企业主动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助力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参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协同参与社会治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人”论断的科学性、权威性、正确性。

作为新时代的新明星,民营企业家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在寻求着主体精神的回归。在相关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应当融政治引领于凝聚共识之中。马克思有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共识之所以能够构建,就在于共识本身就具有真理和理性的特质。那种具有更大正义性、正当性的价值诉求和政治见解会产生更强的说服力。对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无需强制和行政命令,只需“润物无声”,也能助推价值共识、制度共识和政策共识的构建。

“亲”“清”二字定位政商关系,揭示了我国新型政商关系的本质,不仅让政商双方在交往中都有规可依,更给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打交道划出了不容逾越的红线,也拓展了弹性灵活的空间。

进一步团结和凝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这一群体,是统战工作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需要久久为功。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呼唤统战新思维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成长起来的一些新的社会群体的统称。

首次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概念是2001年。彼时,该概念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

到了2006年,新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主要包括“六种人”:即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

最新的《条例》中,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并列作为统战工作对象。包括以下四个群体: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是指受聘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掌握企业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专门知识的人员。

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提供知识性产品服务的专业机构从业人员,以及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

自由职业人员,是指不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与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人员。

新媒体从业人员,是指以新媒体为平台或对象,从事或代表特定机构从事投融资、技术研发、内容生产发布以及经营管理活动的人员,包括新媒体企业出资人、经营管理人员,采编人员和技术人员等。

从统战工作的角度来看,原来所讲的“六种人”中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一般不再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而应归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众所周知,农民工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蓄水池、蓄电池。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21年7月发布的《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报告中的一句话,引发热议——“就业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这一表述,可视为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只是事实描述。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及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2020年,外卖骑手首次以“网约配送员”的名称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成为数字化劳动大军中的重要一员。从美团研究院的问卷调查来看,目前全国骑手月均收入为4950.8元,其中专送骑手月均收入为5887.0元,众包骑手月均收入为4557.2元,数据均高于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

不少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和乡土的联系正在逐渐减弱,离开土地和农村的态度更坚决,融入城市的愿望也更迫切,谋求发展的动机更强烈。总体上,农民工群体仍然面临着工资水平不高、劳动时间过长、福利保障不足、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等困境。

接下来,既要提升城市对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的包容程度,打通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通道,又要提升农村对市民的开放程度,打通市民入乡创业、消费的通道,还要提升农村对农民工的吸引程度,打通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通道。从这个角度看,有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彻底改革二元社会结构,社会创新活力才能够真正释放出来。这,或可看作是极富智慧的统战效用。

做统战工作,看似找麻烦,但又省却很多麻烦。主动找的,只是小麻烦,但规避掉的,则是大麻烦。“搞政治就要不怕麻烦,不怕麻烦才能有良政。天下哪有不麻烦的政治呢?”这堪称时代警句。

统一战线,通俗讲就是大团结、大联合,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从中国现代历史演进的规律考察,凡是统一战线稳固发展时期,便是政治昌明和社会稳定的良性时期。历史也昭示我们,形势越复杂严峻,任务越繁重艰巨,越要把统一战线工作做深做实。

惟有坚持求同存异,有事多商量,遇事好商量,妥善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各方共识,政府施政才能更好地聚焦民之所望,民众也才会有更真切的获得感。(执笔人:政邦智库研究员刘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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