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对外发布，从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未来10年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和关键任务。

基层治理的至关重要性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但基层治理的困境和难题也同样暴露无遗。面对疫情防控和复工达产的双重要求，基层工作者冲在第一线，为居民和企业提供各类亟需的服务，为疫情防控筑起了一道防线。但来自上级各个部门的要求五花八门，需要基层工作者填写报送的表格数据各种各样，令许多基层工作者应接不暇和疲于奔命，成为陷入“表海”的“表哥”“表姐”。

近些年来，“放管服”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和放管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层治理的优化完善。基层组织获得了更多的行政权限，可就近为群众企业提供政务服务。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突出难题是数据获取难、数据共享难、智慧化程度不够，这使基层工作者将宝贵的时间精力浪费在无谓的数据填报工作，却并没有从数据管理工作中获益。具体来说，基层数据治理的突出问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上级各类政府部门的管理信息系统繁多且互不兼容，基层组织不得不反复提交和填报数据，无谓地浪费时间精力。当前不仅各个部门会有自设的管理信息系统，一些部门内部不同处室也有多个系统。

以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为例，部门内部就有多达十余个乃至数十个管理信息系统，它们隶属于不同处室，由不同企业开发和运维，彼此之间无法打通数据和协同作业。笔者在调研时曾提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基层工作者面前有两个紧挨着的电脑屏幕，它们是世界上距离最近的，但是它们之间却互不相通。各个部门要求填报的数据有许多是重复的，但是基层组织却要逐个手工录入，“手工作坊式”的工作方式和互联网技术形成鲜明的对比。

来自基层一线的数据是最鲜活的，基层组织事无巨细地向上级各个部门报送数据。但这些数据有去无回，基层组织自身无法使用这些数据，也难以得到上级部门的数据返回。在数据治理体系中，基层组织成为上级部门采集数据的工具，却无法利用其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基层治理。这使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和获得感不强，也反过来影响基层采集的数据质量。

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普遍缺乏信息化培训，人员队伍老化问题也较为严重，难以适应基层智慧治理的观念和技能要求。一方面，上级政府部门开发的信息系统和应用软件的界面友好性和人性化不够，基层工作者使用的积极性和意愿不强。另一方面，基层工作者无暇抽身参加信息化培训，对基层治理仍然抱持老旧观念，也没有掌握基层智慧治理的基本能力。

基层治理创新要想实现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下功夫，通过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和治理创新来实质性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意见》提出了基层智慧治理的具体意见，而未来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基层数据共享和协同治理，使数据在基层汇聚和高效利用。

加强基层系统集成、数据融合和网络安全保障，推进基层智慧治理标准体系建设，可破解基层治理智慧化程度不够的难题。要打造基层版的“新基建”，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基层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使基层智慧治理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都得到显著改善。比如，上海市在推进“一网统管”时开发和汇聚了许多“轻应用”，使基层组织能够以较低价格乃至免费调用小程序、数据报表等应用程序，解决了基层组织信息化建设力度不够问题。

加快推动基层与上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交换，通过数据流动加快基层治理创新。令人期待的是，《意见》提出要共建全国基层治理数据库，推动基层治理数据资源共享，并根据需要向基层开放使用。特别是《意见》提出要完善基层组织与部门政务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共享交换机制，村（社区）数据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综合采集模式，将大大提升基层数据治理效能。

以南通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为例，通过部门间的“数据订阅”实现横向数据共享交换，通过市县乡村四级联动而贯通了垂直系统，为基层智慧治理打通了数据通道。特别是要从中央部委层面实质性推进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数据共享工作，通过标准先行和自上而下的方式加快基层治理数据共享交换。

此外，基层治理需要循序渐进，特别是在线上线下融合方面逐步推进，使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等群体都能够逐步适应数字社会。目前北京市、西安市、贵州省等一些地区推动的“一刻钟政务服务圈”等就近便民服务中心，依托银行、邮政等机构的既有办事大厅提供集成化服务。未来应推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向乡镇（街道）延伸，畅通家门口的便民服务渠道，解决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作者马亮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邦智库研究员）

（稿件来源：凤凰网）